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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由妻子继承，一部分由同居女子继承。

三、关于法律要求 与口供补强的证明程度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主要有两类：一是基本原则的要求：宪法第三十三条和刑诉法第二条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等关于犯罪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根据我国刑诉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人的口供只有经其他证据补强才可以作为定案证据。

在口供补强里，口供是主证据，用于证实口供真实性和增强口供证明力的证据即为补强证据。冤案对被告人侵害大、补强证据获取易的证明程度要求应当高些，反之则应低些。最后，该说与口供补强的本意也是不相切合、有所偏离的。不过，该说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保证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基此前提，补强证据与口供又相互印证，便可以获得既发挥该说的少纵优势又降低其枉的概率之效果。

而口供补强所要证明的对象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重案事实与轻案事实、客观事实与主观事实等不同类别，这些不同类别的事实对于冤案被告人的侵害程度不同，对于获取口供之外补强证据的难易程度不同，因此对于口供的依赖程度必然有所差异，对于口供补强的证明程度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而对于口供补强的证明程度，法学界有独立说（绝对说）与印证说（相对说）两种主张，且各持其理。而职业科层，实质上正是社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专业代码"。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法治"本身就是人们认识理解中的一类"现代性"的一部分。而语言恰恰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本文认为,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37]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力量均衡"理念和"职业科层"理念，是"现代法治"的深层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

正如前面一段所分析的，"现代法治"观念和具体地缘的阶层利益有着联系，同时，和另外地缘的类似阶层的利益同样有着同谋关系，因而，它是在摈弃压抑其他阶层利益的过程中展开自身的。我们使用语词的目的，在于解决我们的问题。

与此不同，"现代性"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历史的总体直线性的进步。在《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性观念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现代性"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个问题笔者在后文将有所论及），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性"的语词使用是有一个基本含义的，而基本含义可以在吉登斯的论述中概括出来。[9] 比如从近代开始的殖民主义扩张和被殖民统治等。

现代语言学的分析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37] 现代法治中司法独立，十分要求职业化和专业化。[45] 参见Roger Cotterrell, The Sociology of Law: An Introduction, London: Butterworth Co (Publisher) Ltd, 1992, p. 159。Neumann认为，现代法治国的要素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因此，"现代性"的观念，无论怎样试图跳出自身之外指点社会历史发展的路标，其依然是在某些以不完全归纳方式获得的历史证据上建立的一种陈说，因而依然是一种立场观念的表达，是以冒似发现社会历史进步的必然性的"真理"而自居的。在影响制度建设的因素中，"积极建设"的观念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20世纪的政治状况明确地展示了权力专制是如何可以更为牢固更为残酷地施展自己的能量，展示了权力专制在诸如各类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残害犹太人行动、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等表象中，是如何彰显了自己的极大潜在威力。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和法律过程的一般发展是从通过'法的先知们'进行魅力型的法的默示，到由法的名士豪绅们经验的立法和司法（保留派、法学家的立法和先例立法），进而到由世俗的最高统治权和神权统治的权力进行加强的法律，最后由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专业法学家）进行系统的制订法的章程和进行专业的、在文献和形式逻辑培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维护'。

[15]当然，由于各个地区或者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快速和缓慢的样式或形态，"现代性观念"相信，余下的问题便是"最高形态"的社会如何向其他地区或民族国家进行伸延和"统率"，无论这种伸延和"统率"是以殖民战争的扩张形式作为表现的，还是以其他较为"温和文明"的扩展形式作为表现的。以犯罪现象的统计分析作为例子（这是许多学者已经发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经由政府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是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秩序的路向，但是，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39]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在特定语境中来认识分析特定语境中的社会现象的，我们没有能力站在一个"外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社会对象。法律职业群体的产生，或者可以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理解的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都可以表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法律规则的十分有限的知之程度。第三，独立的法官可以依据法控制国家的干预。而在社会大多数人不了解大量法律规则的情况下，我们何以能够断定，在没有发生纠纷和争议的时候，法律规则在发挥着规则治理的作用？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另外一种情形：人们以一般性的"置身之外"的方式理解法律规则，是与人们卷入纠纷和争议的时候理解法律规则，存在着重要区别。

虽然，人们可以认为历史材料本身呈现了一种意义，但是，意义本身终究又是人们发觉理解的意义。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6-47页。

现代政府对犯罪现象的方针策略，以及进而实施的控制管理，与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官方数据统计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现代性"不是一个类似"现代化"的时间定点概念。

如前所述，具体地缘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揭示了一种人们主观认识到的"现代性"。我需要事先着重说明的是，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在后面我将说明"现代化"和"现代性"以及"现代性观念"的关系）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的有益健康的展开。

所以这样来说，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因为正如过去的历史主体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不能而且无法要求后来的历史主体对"法治"只能作出一种理解一样，现时的社会主体，基于以及囿于自己的现实条件，不能而且也不应期待过去的历史主体只能表达一类的"法治"意识。[25] 这是一个复杂而且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4页。在现代性观念的指引下，现代法治知识希望研究社会的法律制度，希望从中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前提和效果。

另外，在今天中国推进现代法治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制度构建，而且应该期待不同的制度构建，不论我们法学家的理想究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现代法治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立一个"绝对公平"的历史舞台，同时，它也不可能设立这样一个舞台。

第三，与计划经济相应，主张现代化运动的上层建筑采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30]最为重要的是，只要存在着纠纷和争议，只要人们希望运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那么，不同的意义理解总会时隐时现的，总是"在场"的。

我提到这一点是从"现代法治"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对于人们谈论的"现代性"的具体生发有所认识和剖解，是考察"现代性观念"的重要前提。[32]我丝毫不否认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对规则的意义具有共同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文"比较脆弱"一语中将"比较"两字加上重点符号），否则，我们的确难以想象为什么规则可以存留在社会之中。[12]简言之，"现代性"并不存在"始于何时成于何时"这样的编年历史问题。

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而且,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这种叙述本身，就已从重要方面说明"现代法治"的具体地缘性质。

同时，如果我们承认规则的含义是在规则文本和规则读者之间的关系中建构的，而且，规则的含义不是"本质"意义上的，那么，这样一种结论就是无法避开的："人数众多"本身并不能够证明众多人数所持的理解意见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我不认为，物质因素对制度建设的制约是必然的，"必然"的认识，本身就是"现代性观念"的残余。

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可以认为，崇尚现代性观念的学者实际上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现代性中本身便存在着"负面增殖"的强化因素，而这种强化因素完全可能促使原有的积极效应消失殆尽。"现代法治"的若干重要原则和理念，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社会的全体人民提出的政治要求。